2021年1月底，坐落于香港将军澳工业邨的数据技术中心开幕，作为香港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结地，其落成将为香港创科事业发展再添动力。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以来，积极在财政、技术、基建、人才等方面持续推动创科发展，包括推出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划、打造元朗工业邨微电子中心、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平台、支援科技初创企业等。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为什么下大力气发展创科？
“创科产业发展有利于改善香港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降低对四大传统产业的依赖，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指出，一方面，创科产业可以创造全新行业，例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另一方面，创科发展也能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例如传统物流业可以升级为高端物流业，充分发挥香港的机场航空运输优势及周边物流资源，进一步提升香港商务、物流及货运业的营运效率。”
黄元山表示，无论是哪方面，都将为劳工市场提供更多高端就业岗位，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红利，从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缓解社会贫富不均问题。
香港发展创科有自身优势。首先是过硬的科研实力，在2021年QS全球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4所院校跻身全球前50名。“香港是世界级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基础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十分出众。”黄元山说。
同时，香港发达的金融业也为创科加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例如港交所修改上市规则，突破性地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黄元山指出，相关措施使香港成为众多生物医药企业上市集资的重要渠道，吸引大批有潜力的创科企业家来港发展。
自身优势加上政府支持，香港创科发展生机勃勃。“香港的整体创科生态环境已显著提升。”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列举了两组数据进一步说明，一是香港公营机构研发开支由2014年的92.9亿元增至2019年的147亿元，二是香港初创企业数由2014年约1100间，增至2020年超过3300间，聘用人数由2400人增至10700人。
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早前公布的《2020年世界数码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排名从2018年的第11位，跃升至全球第5位。
然而，优秀的科研成果需要成功转化为产品及服务，才能为社会及经济带来贡献。“令人惋惜的是，香港的大学基础科研成就卓越，但科技转移这一环薄弱。”黄元山指出，香港科技转移工作起步较晚，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在获批专利数量、衍生公司数量、知识产权收入等科研商品化指标上的表现，都落后于世界一流高等学府。
团结香港基金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香港中文大学获授202项全球专利，为本地院校之最，但仅有牛津大学(434项)的一半；2019年，香港所有大学从知识产权获得的总收入合计约1亿港元，尚不足牛津大学(折合约7.99亿港元)的七分之一。
黄元山认为，香港发展创科的优势在于最上游的基础研究和最下游的上市集资，但对本地的科研成果并未给予足够的商品化支持，商汤科技(创始人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大疆创新(创始人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等人工智能巨头，都是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将技术落地生产。
“幸运的是，凭借内地在产业方面的支持，科研成果最终成功转化。”黄元山说。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与深圳优势互补协同效应尤其明显。香港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服务业，深圳则连接着广阔的市场、完备的供应链，拥有突出的先进制造能力，是多个龙头创科企业所在地。一河之隔的两地，是发展创科事业的最佳拍档，完全可以实现“1+1＞2”。
“香港有从0到1的破局之术，深圳有从1到N的裂变能力。”黄元山总结，加强深港合作将促使强强联合，使上游研发成果转化为下游产品，形成一条完整的高科技产业链。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建设，并将与深圳河对岸的深圳科创园区共同组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与深圳市政府共同研究制定港深双方园区的联合政策包，探索提供科研资源、资金及出入境等方面的便利流动及支援措施，携手为合作区引入人才。
“港深创科园作为香港最大的创科平台，将成为香港、深圳两地科技合作的重大工程和重要动力。”黄元山表示，“希望善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新发展阶段的契机，持续推动香港和深圳的科技合作”。
本报记者 曾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