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国资入股民企的事件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9月16日，东方园林宣布朝阳国资入主公司的方案获批，实锤落下。9月19日晚间，国祯环保发布公告称为共抓长江大保护，三峡集团方面拟受让公司15%股份，或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转让全部交割完成后，国祯环保拟更名为“三峡国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在过去几十年，环境产业中的三股市场力量——国资、民营和外资企业，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筑了不同的利益切割和产业格局。2018年，环境产业遭遇寒流，国资民企混改加剧，外资“稳扎稳打”，三股力量的博弈正在催化整个产业的变局与重构。未来，谁会是产业领头人？

从“独领风骚”到“三分天下”

每一个产业发展周期背后都有时代的烙印。20世纪90年代初可以被认为是环境产业真正意义上获得快速成长的起始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让环境问题日渐凸显，巨大的环境治理市场蓄势待发。与之相左的是，长期以来，作为环境基础设施的投建、运营主体，政府面临财政资金匮乏、管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当时的环境企业尚处萌芽期。而彼时，中央政府放开了外资进入的大闸，带着丰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外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环境市场上，它们先从提供贷款、技术支持等服务开始，逐渐发展到通过技术转移在我国建立合资企业。到了2002年，《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发布，盲目引资的对外开放初期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以特许经营制度规范市场、加强市场监管的逐步完善时期。这时候，一批外资企业在此前的“高回报率”“高溢价”等争议中退出中国市场，也有一批以苏伊士、威立雅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开始了中国市场的深耕。环境商会执行会长、苏伊士亚洲高级副总裁孙明华曾回忆，“特许经营模式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我们的服务从单点拓展到管网建设到运营的整个过程，局面一下子豁然开朗。”

可以说，在早期中国环境市场上，外资企业凭借绝对的资本优势、产品优势和运营经验优势，尝到了又大又甜的“蛋糕”。根据《中国外资》杂志数据，在2005年，我国环境产业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大公司及合资公司所占有，100多家外资环保公司占了3/4环境市场，而国内数以万计的环保企业只占1/4。外资崛起的同时，国内的国资、民企也在积聚能量。

比如，国企中的首创股份、光大国际、北控水务等，也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刚刚过完20岁生日的首创股份于1999年成立，背靠政府背景的母公司首创集团，一成立次年便登陆上交所，接通资本市场，很快融入了水务市场化改革先驱之列。

2003年，光大国际开始转型环保，在江苏省苏州市取得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始了其在固废领域的征战。

2008年，北京控股组建成立北控水务集团，并与中科成实现重组上市，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标志着在此后多年占据水务龙头地位的北控水务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再比如，民企中的桑德集团、碧水源、锦江环境等也在这一时间完成了原始积累。同样是1999年，民营企业桑德提出了“中华碧水计划”，并拿下我国第一个由民营资本投资兴建的市政污水治理项目——肖家河污水处理厂。2003年后，文一波带领合加资源(原启迪桑德)在深交所主板上市， 2006年，桑德国际在新加坡主板上市。

2001年，喊着“中华无碧水，吾辈誓不休”的碧水源成立，后获得我国第一个万吨级MBR工程项目——北京密云再生水厂。2007年，碧水源成为国家首批PPP试点企业，独创了“云水模式”。2010年，碧水源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当时两市第一高价股。

在固废领域上，杭州锦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锦江环境，于1998年与浙江大学合作，成功实施了国内第一家流化床垃圾焚烧发电厂——余杭锦江热电厂改造项目。到2006年，锦江环境的生活垃圾流化床焚烧发电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推广阶段，在国内外获得普及应用，使中国成为世界垃圾焚烧处理重要一极。

2008年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曾经风头无二的外资企业开始丧失继续大规模高溢价收购的能力，也是在这一年，“四万亿”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3500亿“活水”流向生态环境，拉动了下一轮环境产业的“投资热”，也奠定了后来产业“黄金十年”里靠资本拉动的商业模式。这个时期，一大波不同出身的央企、国企、民企才真正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壮大，它们成就了一段从技术驱动向资本拉动“变道”超车的国内环境企业发家史。

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2年底，环保类上市公司为54家，到2017 年底，环保类上市公司数量达到85 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后，登陆资本市场的大多以民企为主，包括维尔利、万邦达、高能环境、博天环境、中持股份等。

在环境公用基础设施“大建设”的同时，另一股热潮也在酝酿。在产业的另外“半边天”——工业污染治理领域，第三方治理迎来蓬勃发展。与公用事业领域的特许经营模式不同，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企业通过付费向专业环境服务公司购买污染减排服务，以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由于这一模式有利于提高排污企业治污效率高、强化环保部门监管等，得到政府力推后市场开始由过去“谁污染谁治理”模式逐步向“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模式进化。2007年，发改委与原国家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开展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五大发电集团为试点，拉开了在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的序幕，也带来了大气领域环境企业的崛起。

据统计，火电脱硫装机比重从2005年的12%提高到2010年的82.6%。后来的大气龙头企业清新环境在这次改革中成功获得首批项目特许经营权后，一路高歌，于2011年插上资本翅膀，在2012年到2018年间，营收从3.83亿升至40.88亿。

2013年起，产业迎来了另一分水岭。

在财政部和发改委大力推动下，以PPP模式为主导的新一轮市场化改革浪潮席卷而来，加之产业内国家陆续出台水气土三个十条，污染治理全面铺开，相互碰撞与共振，掀起了环境产业发展的又一高潮，资本市场也随之反响热烈，多元主体百花齐放。从20世纪90年代的环境产业1.0时代走来，历经第三方治理蓬勃发展的2.0时代，再到用PPP模式来提供生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3.0时代，环境产业逐步从市政领域到工业领域，正在向区域环境治理扩容发展，“水大鱼大”，产业的增容也带来了国资、民企和外资三股势力的大发展。整体来说，2018年之前，三分天下之势渐成。

谁是产业领头人

2018年，危机爆发之后，产业呈现出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是混改加速。

近两年，很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产业重构在加速，准确地说，是来自国资与产业头部民企间的股权交易变多了。环境商会统计发现，国资入股民企事件已超过20起。在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单中，截止目前，已有10家上榜民营企业股权发生变动，其中，7家已被或者即将被国资收购，2家引入国资战投，1家投身民企。

目前来看，国资民企的这一波博弈分为两条线，一是国资对一些陷入困境中的民企的驰援，二是在像长江大保护这样的大的国家战略面前，国企入股民企来共同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

中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宁高宁说，“今天国企的责任超出了企业自身，国企变成整个社会能不能进步、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创新、国际上还能不能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现象从长江大保护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一二。

二是分化加速。

从国资民企角度来看，二者营收上出现分化。对比中国环境企业50强中这两年国资与民企的营收总额的数据可以窥见一二，2017年的时候，双方营收基本持平，到了2018年末，国资民企的营收总额占比变为了7:4。

再从整个环境产业来看，大面上，99家上市环保公司2019年上半年仅六成企业营收实现增长，有将近半数企业利润出现负增长，整体走弱的态势尚未缓和。

微观上，光大国际、北控水务、瀚蓝环境等国资企业应大势，表现出了稳健的增长态势，民营企业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现象，一波像高能环境、鹏鹞环保、盈峰环境等在固废领域实现了较大发展，另一波像东方园林、神雾环保、天翔环境、盛运环保等民企为主的环保上市公司2019年的半年报依然显示亏损面却在进一步扩大，止损成为当务之急。

三是是竞合加速。

早两年，北控水务和首创股份等企业已经开始布局生态战略，构建自己的生态圈。2018年危机后，大型央企的进入，改变了水环境综合治理、长江大保护、雄安等市场格局，这些国家战略下的区域市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也对资本、统筹协调能力等要求很高，国资央企的既有优势得以凸显，传统环境企业通过战略合作、股权买卖等方式与其的竞合关系渐成趋势。

回头来看，产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国资、民企和外资的成长史，这里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几个比较明显的轨迹：

第一，威立雅、苏伊士等外资企业从刚入华时的“高举高打”逐渐转向“稳扎稳打”，发挥百年法国环保服务公司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从市政逐步拓展到“难啃”的工业领域，试图在中国提供全方位、优质的环境服务。孙明华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工业废水处理市场未来具有广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是苏伊士未来实现较大增长的一个关键领域。”

第二，一批传统国资环境企业“恒者恒强”的格局已经初步建立，比如北控水务、首创股份和光大国际，凭借后发优势，并占据在战略、融资、政企关系等多方面的优势，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多年持续领跑行业。还有一些地方国资企业，包括瀚蓝环境、天津创业环保等传统环境公司，以及一些地方城投等做大做强的愿望强烈，已经实现了从地方向全国市场的进阶，有些已经跻身第一梯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年来，在政策倾斜、产业扩容和国资转型等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野蛮人”进场，特别是以中国电建、三峡集团、葛洲坝等为代表的大型央企纷纷在这一轮市场竞争中对环境产业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和实力，成为产业中一股强势和独特的力量，最终也汇入了产业发展的时代洪流中。

第三，一部分传统环境民营企业，在特许经营时代凭借创新、灵活的特质完成了原始积累和规模化发展，在PPP2.0时代选择进一步快速扩张，也包括跨界而来的生态园林公司，它们近期遭遇了资本阻击，或选择了国资驰援，或还在拼力自救。也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在资本、产业大势、战略选择上实现了高速增长，比如盈峰环境、高能环境、鹏鹞环保、维尔利等，它们找到了各自新的发力点，在迎头赶超。

早期的环境产业，外资企业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带入，如同“鲶鱼”一般刺激了我国初期环境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环境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启蒙、一场洗礼，也是一个时期的引领。其后，更多的是国有、民营两大资本集团的激烈博弈。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国资、外资、民企的博弈还在继续，环境产业也因此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重构，未来，它们会将产业带向何方呢？